《唐山大地震》看上去是一部灾难片，实际上却讲述了一个亲情和震后幸存者治愈心灵创伤的感人故事。
在唐山大地震灾难发生的23秒间，动摇的地面、撕裂的房屋、惨叫的人声，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人的心灵，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震后的废墟中，水泥板的一段压着龙凤胎的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潜质救活一人，这位年轻的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是这部电影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在“只能救一个”的万难抉择下，徐帆扮演的母亲无助而绝望的喊出“救弟弟”几个字时，压在钢筋水泥板下的姐姐默默流泪，呢喃着喊出最后一句“妈妈”，同样也在黑暗中陷入了无助和绝望。23秒的地震灾难，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女儿也无法应对母亲放下自己的心灵创伤。那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是冯小刚拍摄这部影片，一向在真正应对的难题。父亲死了，眼睛永远的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但内心的伤口却一向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留下的泪水，不仅仅是为这对母女，更正因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流下了泪水，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的感觉了。但同时冯小刚最拿手的幽默元素依然存在：除去对于植入广告的些许不满外，儿子的那句“那里鸡不缺，蛋也有的是”还是让人忍俊不禁。但电影更多的是渲染了情感的力量，无论是对故事、画面节奏的把握，还是对观众情绪的驾驭，冯小刚都显示了他娴熟的功力。对大地震的灾难表现，也处理的恰到好处，既构成了对故事发展的推动和压力，也没有过度的渲染，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走进主角的情感中，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你自然会与主角一齐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
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但是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前两年看过一部国产的反映台风的灾难片以外好像国内没什么值得记忆的灾难片了。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潜质。
天灾人祸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就像《2012》一样。天灾在世人眼里承担了一个恶的主角。其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民众能够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正因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放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当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电影中显示的救援场景和唐山地震有了天壤之别，整个民族对待灾难的态度日臻成熟，灾后的心灵重建是比实体重建更重要的一环，温总理的一句“大难兴邦”道出了其中的真谛。此刻的科学水平还无法准确预报这种大的苦难和灾难在何时何地发生，它往往在人们毫无提防的时候突然来临，就像唐山、汶川、玉树地震一样。
不愿应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来应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并不只是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因此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受难者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但这种对于苦难的聆听和证明，会让我们对现实始终持续一份清醒。实际上，在这个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个对苦难历史的记录着和证明人，也是一份人性的行动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