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一书柜的“二十五史”，我总会有些发愣。金冲及也好，蒋廷黻也好，他们所著的书如同一道道水渠，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引入笔墨之中，遂成一条激荡而磅礴的大河。这条大河是如此震撼与精彩，因此也就有了踌躇：毕竟贯其来往，每一处都令人无法移步与割舍，一看，便无法自拔。
那么便万本归宗，从这条大河的源头开始吧。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所有的支流与干流都确切地指向一处永涌的泉眼——《史记》。泉眼之中有一个男人静立，面色苍白、嘴唇抖索，但眼睛是明亮的。他使整个中华民族有了过去和将来、暮色与晨曦、昨天和明天。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的记载者。
他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已无需多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尽管学者们在他身上有着诸多争议，但他从这争议之中无可争议地成为所处时代的文脉所在。
他的经历是惨痛的，因为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被诬告谋反，投入大牢，被施以腐刑。那一刻，他被切掉了生殖器，被切掉了一个男子的象征，被切掉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司马迁被施刑时并不年轻，已有三十七岁。在这奇耻大辱前，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寻死来达成壮烈。毕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不那么重要。文人的骄傲被世人所轻视，史家的自尊被世界所排斥。在这个精神滋养极其匮乏的年代，忍辱负重还没有概念，生与死只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甚至有将军因为面圣失格而自尽，就像是懊恼的拍一下自己的脑袋那样简单。
但司马迁没有，他选择了接受。
他出狱了。
司马迁在出狱之后升迁至太史令，这并不奇怪。由朝臣至犯人，由犯人到朝臣，都在君王一念之间。当朝者往往能从这种身份与地位的剥夺和给予之中得到权力带来的病态快感，进而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手中力量的巨大性与真实性。
太史令所记载的历史在当时不受人所重视，就像诗人屈原也不受所处时代的掌权者的重视一样。身处一片战火纷飞之中，大家的想法很简单：东搏西杀、南征北战，下一秒脑袋是否还在脖颈上都是问题。谁会关心文学？谁会关心历史？谁会关心生命？
于是在一片冷落之中，司马迁就开始工作了，他对于历史文学的改造无需赘言：改变了以事为纲的叙事手法，以人为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做这些工作时他的内心活动我们并不能完全感受到，只能通过猜想来补全细节。
或许在一个又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司马迁无数次想到自尽。但冥冥之中，历史的声音在召唤他：此时华夏的时间长河在咆哮；神州的古今之风在呼号；中国的文明琴弦在振动。此刻天地斯开、鸿蒙华现、星光凝聚、紫气东来，将五千年的声音尽数播放，只等一个人的出现，将它们细细聆听、记录成文、凝华为章、升格为史。
而这些声音，司马迁全都听到了。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放下手中的刀，提起笔来。
于是便有了《史记》。
《史记》无疑是中国文学的明珠，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余秋雨先生称其为“《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那么，司马迁在写罢《史记》之后去往何方、归于何处？没有任何史料与记载。他或许明白，文化交予他的任务已经结束；历史交予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只要《史记》不死，司马迁就不会死。那么，便不用在自己的身上多下刻刀、多费笔墨，是时候拂衣而去、深藏功名了。从今往后，司马迁将会像水溶于水一般消失在历史的浓雾之中，并且将会像水溶于水一样于融入历史，最终与历史难解难分。
他在一个不重视文学的时代重拾了文学；在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时代记载了历史；在一个不重视生命的时代实现了生命。因此，司马迁才能毫无争议地担负起他所处时代的文脉。
因为文学，可以争议；历史，可以争议，而生命，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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