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对微博空间的网络活动进行归类，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和其他职业群体网络表达的异同。分析显示，微博用户的网络表达可分为生活休闲、网络互动、市场营销、学习发展等四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加积极地参与网络互动，而更少在微博上记录生活和休闲。此外，“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在微博上参与网络抗议的可能性基本相当，但更少担任组织者或发起人的角色，在抗议中也更少通过@其他有影响力微博用户来扩大网络抗议的影响力。可见，微博空间存在数字不平等现象的同时，也为其他群体提供一个赋权的平台。
【关键词】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微博；网络表达；意见领袖；数字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 G209
【作者简介】黄荣贵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辛艳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4YJA84000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2CSH043）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中国的微博快速发展。第34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微博网民规模达2.75亿，虽然较2013年底减少543万，但网民使用率为43.6％，与去年年底相比相差不大。同时，微博逐步从满足人们社交需求为主的平台演变为一个集社交、休闲娱乐、信息获取、舆论监督、市场营销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此背景下，传播学研究者对微博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例如关于意见领袖的研究指出，微博空间的影响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用户，微博传播效果可能存在数字鸿沟。①史雯在总结中国的微博研究时也指出，微博公共领域上存在着数字鸿沟。②黄荣贵和桂勇的研究表明，数字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个人用户，还存在于组织用户之间，其中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微博影响力远低于政务微博的影响力。③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数字不平等现象，但现有研究尚未全面呈现微博空间的数字不平等现象。
首先，互联网使用不仅会影响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同时也受到现实社会关系、结构、地位与资源的影响。④现有研究往往通过对事件考察或者通过分析在线活动来识别意见领袖，并间接地探讨数字不平等问题。换言之，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地考察微博用户现实社会特征与网络活动之间的关系。
其次，尽管少量研究初步探索了微博使用特定维度（如社会影响力⑤、关注关系⑥）的影响因素，但微博使用具有多种动机和表达形式⑦，因此有必要考察不同类型微博网络表达活动与用户现实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可见，考察微博用户现实身份与微博表达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将着重关注微博用户的职业属性的影响。特别地，我们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职业群体在微博空间的网络表达的异同。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现有文献指出，很多意见领袖源自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如记者、律师、公共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群体更倾向于参与网络互动活动，但他们更少成为网络抗议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本研究发现对于今后的微博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研究问题、数据及方法
不同用户之间存在不同的微博使用动机，参与不同类型的微博网络表达活动；而在网络使用方面（特别是使用者的微博影响力），不同用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不平等现象。然而，现有研究更多是从案例研究或从意见领袖的角度来考察用户在微博使用以及网络影响力的差异，尚未系统地考察微博用户在现实社会中的职业地位与微博使用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试图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比较“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在微博上网络表达的差异。着重考察“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尽管存在例外，但不少现有微博研究指出，很多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来自“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⑧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着重关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且已经成为意见领袖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局部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状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结构转型中，中国现实社会的中间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专业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兴起和壮大。⑨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他们大多具有中高等专业知识及经过专门职业技术培训，拥有专业知识及技术。⑩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是介于社会上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缓冲层，该群体的壮大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器。[11]同时，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也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公民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甚至会对处于弱势的政治领域提出要求。[12]因此，深入了解“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微博空间的网络表达活动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实社会特征与微博使用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与其他群体相比，“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微博网络表达具有哪些特点？特别地，“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是否更有可能参与具有争议性的微博表达行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通过随机抽样产生的新浪微博用户[13]。样本平均分布在36类职业群体，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科研人员、学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生、记者、金融从业者、会计师、飞行员、建筑师、自由职业者、IT工程师、其他工程师；除上述职业外的职业群体统称为“其他群体”。
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是用户的网络表达活动，包括在微博上记录生活、分享心情或宣泄情感、打发时间或消遣娱乐、搜集资料以学习提升、结交朋友或维持社交圈、营销推广、和职业相关的机构类微博互动、和同行/同辈群体互动、使用微博进行抗议、担任网络抗议组织者或发起人、在抗议中@大V、@政务类微博或相关机构的微博、@媒体类媒体。上述网络表达活动大致可以为日常网络表达和网络抗议活动。考虑到网络抗议活动的独特性，下文将分别考察这两类网络表达活动。作者先使用因子分析对不同网络表达活动进行归类，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描述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和T检验等方法呈现不同微博用户群体的网络表达活动的特征，并检验群体间的差异。
二、研究发现
1. 微博空间网络表达的概况
描述统计分析显示，有效样本中“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占42.7%。就日常网络表达方式而言，57.7%的被调查者经常在微博上记录生活，偶尔和从不在微博记录生活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7.5%和14.8%。类似地，经常在微博上分享心情或宣泄情感的被调查者占53.5%；经常在微博上打发时间或消遣娱乐的被调查者占33.0%；经常在微博上搜集资料以学习提升的被调查者占10.8%，从不参与该网络活动的被调查者则占59.3%；经常在微博上结交朋友或维持社交圈的被调查者占16.3%，而从不参与该网络活动者占31.9%；经常在微博上进行营销推广者占14.9%，从不在微博上进行营销推广者占55.4%；经常在微博上与职业相关的机构类微博互动（转发、评论、@等）者占19.9%，而从不与机构类微博互动者占59.1%；经常在微博上与同行/同辈群体互动者占20.8%，而从不与同行/同辈群体互动者占57.1%。
除日常网络表达活动外，微博用户也参与具有一定对抗性的网络表达活动。描述分析表明，11.0%的被调查者曾参与基于社会价值诉求的网络抗议活动，3.5%的被调查者曾参与基于个人价值诉求的网络抗议活动，还有3.7%的被调查者曾参与基于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诉求的网络抗议活动。换言之，共有18.2%的被调查者曾参与某种形式的网络抗议活动；其中，59位被调查者曾担任网络抗议的组织者或发起人。
2.“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网络互动、更少记录生活/休闲活动
作者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所有日常网络表达活动进行发现，结果表明4因子模型可以较好地刻画不同网络表达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良好的解释力，能够解释68%的方差。
其中，第一个因子在“记录生活”、“分享心情或宣泄情感”和“打发时间或消遣娱乐”等测量指标上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生活休闲因子”；
第二个因子在“与职业相关的机构类微博互动”和“与同行/同辈群体互动”这两测量指标上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我们将其命名为“网络互动因子”；
第三个因子主要反映了营销推广活动，我们将其命名为“市场营销因子”；
第四个因子在“搜集资料以学习提升”这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我们将其命名为“学习发展因子”。
确定因子结构后，我们使用回归法获得4个因子的因子得分；其中，因子得分的平均值为0，因子得分越大则表示相应网络表达活动越频繁、越活跃（见表1）。
我们使用描述分析和T检验来比较“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在微博空间的网络表达活动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的生活休闲因子的平均得分为-0.0873，而其他群体在该因子的平均得分为0.0620，T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群体的平均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可见，与其他群体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较少在微博上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心情或宣泄情感。
就网络互动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的平均因子得分为0.1371，而其他群体的平均因子得分为-0.0975。T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群体在网络互动上存在显著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加积极地与职业相关的机构微博互动，也更积极地与同行进行信息互动。
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统计分析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的市场营销因子的平均得分为-0.0051，其他群体的因子平均得分为0.0036，两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类似地，“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在学习发展因子上的平均得分为0.0198，略高于其他群体在该因子的平均得分，然而该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微博用户参与市场营销和进行网络学习的绝对水平相对较低，从而群体间只有微小的差异。正如上文的分析显示，仅有10.8%和14.9%的微博用户经常在微博上搜集资料以学习提升和进行营销推广，明显低于其他网络表达活动的频率。
3.“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较少担任抗议发起人、较少诉诸意见领袖
就网络抗议活动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有18.4%被调查者曾使用微博进行抗议，其他群体中有17.9%被调查者曾使用微博进行抗议（见表3）。卡方检验显示，两个群体在“是否曾经使用微博进行抗议”这一网络表达行为上无显著差异。
接下来，我们对曾经使用微博进行抗议的325位被调查者进行进一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有11.7%被调查者曾担任网络抗议的组织者或发起人，但其他群体中有19.7%被调查者曾担任抗议的组织者或发起人。卡方检验表明，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水平为0.0538；如果我们使用0.05作为判断标准，群体间差异处于统计显著的边缘；然而，如果我们使用0.1水平作为标准，则群体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
综上所述，“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较少担任网络抗议发起人。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 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相对优势的社会地位，他们较少遭遇不公正待遇和怨恨，从而较少发起网络抗议活动。
为了扩大抗议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抗议者往往会通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微博用户。本研究测量了如下三种网络表达行为：在抗议中@大V、在抗议中@政务类微博或相关机构的微博、在抗议中@媒体类媒体。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这三个测量指标测量了一个因子（详细结果在此未作汇报），因此我们使用这三个指标的总得分来测量“抗议中@有影响力的微博的频率”。就这一指标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平均得分为4.0168，而其他群体的平均得分为4.4494；T检验的结果显示，群体间差异在0.05水平上显著（见表3）。换言之，“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在网络抗议中较少诉诸网络意见领袖。
对此，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所发布的微博更可能被其他微博用户转发，从而他们无需主动@其他意见领袖或相关机构微博；第二，由于“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较少担任网络抗议的组织者或发起人，对他们而言，通过@网络意见领袖或机构微博来扩大抗议活动的影响力的动机相对较弱。至于哪一种解释更准确则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或证伪。
三、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和其他职业群体在微博空间的网络表达的异同。
研究结果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加积极地与职业相关的机构微博互动、更积极地与同行进行信息互动；但“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少在微博上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心情或宣泄情感、打发时间或消遣娱乐。然而，就搜集资料以学习提升或市场营销推广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并无显著区别。总之，“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外向型网络表达活动，他们试图在微博使用过程中扩大自己的社会互动圈子，同时维持群体内部的紧密联结；其他群体更倾向于内向型网络表达活动，他们在微博使用过程中倾向于记录生活、宣泄感情和消遣娱乐。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使用的差异由两个群体的职业特征和教育程度等差异所导致；同时，微博使用的差异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两个群体的差异。
就抗议性表达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在微博上参与网络抗议的可能性基本相当，但前者更少担任网络抗议组织者或发起人角色，在抗议中也更少通过@其他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来扩大网络抗议的影响力。“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发展的受益群体，较少遭遇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怨恨，因此他们更不可能成为网络抗议的组织者或发起人。由于这一群体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也更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纠纷，因此他们更少主动诉诸意见领袖来扩大网络抗议的社会影响力。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 整体上具有谨言慎行的群体特征，这反过来可能会降低他们对高调的意见领袖的认同度，从而使他们在网络抗议中较少诉诸意见领袖。不管是哪一种原因，上述结果似乎表明，“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可能有助于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有研究指出，“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具有更高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参与网络抗议活动。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很多意见领袖源自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但“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比其他群体更激进。在这个意义上说，现有文献以公共事件或意见领袖为对象的研究路径具有明显的局限，今后需要以微博用户为对象，只要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微博空间的理解。
最后，本研究也有助于阐明互联网使用与公民参与的关系。互联网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公民参与的格局。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一方面，微博的日常使用更可能给“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带来额外的资源并强化群体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微博确实给其他群体（特别是底层群体）提供一个发声的工具和平台，使他们可主动发起网络抗议，给予他们诉诸群体外意见领袖的机会。当然，今后的研究需要比较不同群体的网络抗议的结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描绘微博与公民赋权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年第5期
②Svensson, M., Voice, power and connectivity in China's microblogosphere: Digital divides on SinaWeibo, China Information, 2014, 28 (2)
③⑤黄荣贵、桂勇： 《自媒体时代的数字不平等：非政府组织微博影响力是怎么形成的？》，《公共行政评论》2014 年第4期
④Orton-Johnson, K. & Prior, N. (ed.), Digital soci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⑥黄荣贵、桂勇、孙小逸：《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社会》 2014第 34期
⑦Zhang, L. & Pentina, I. Motivations and Usage Patterns of Weibo.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2, 15 (6)
⑧Svensson, M. Voice, power and connectivity in China's microblogosphere: Digital divides on Sina Weibo. China Information, 2014, 28 (2)；李良荣，张莹：《新意见领袖论——“新传播革命”研究之四》，《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李名亮：《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学术界》2012年第6期
⑨毛哲山：《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⑩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12]毛哲山：《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和发展趋势》，《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
[13]相关的方法论讨论，可参见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4/11/4/1200704.shtml，访问日期：2014年11月5日。
2015年01月19日 11:00 来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作者：黄荣贵 辛艳艳
